律師為什么為“壞人”辯護一以勞榮枝案為視角
文/崔穎
北京岳成律師事務所北京總所律師助理
根據新聞報道∶南昌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認定1996年至1999年間，勞榮枝與法子英經共謀并分工，由勞榮枝在娛樂場所從事陪侍服務，物色作案對象，由法子英實施暴力，先后在江西省南昌市、浙江省溫州市、江蘇省常州市、安徽省合肥市共同實施搶劫、綁架及故意殺人犯罪4起，致7名被害人死亡。案發后，勞榮枝使用“雪莉”等化名潛逃，于2019年11月28日被公安機關抓獲歸案。
一審認定勞榮枝犯故意殺人罪、搶劫罪、綁架罪，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賠償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損失4.8萬余元。宣判后勞榮枝提出上訴。
據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介紹，8月18日上午9時30分至20日下午6時30分，該院依法公開審理了勞榮枝故意殺人、搶劫、綁架上訴一案。江西省人民檢察院指派檢察員出庭履行職務，上訴人勞榮枝及其委托的辯護人到庭參加訴訟。
隨著勞榮枝案件二審開庭審理活動的披露，該案又成為我們熱議的案件。對此，有人認為上訴是徒勞的，肯定要維持原判；有人認為勞榮枝的上訴人理由值得仔細評判，或可刀下留人；而還有的人認為其根本不需要審判，直接槍斃肯定不會錯，無需浪費司法資源，進一步認為“律師不該為‘壞人’辯護”等。關于這一點，本文將從幾個維度說明。
1、“壞人”是道德評判結論，不是裁判案件的標準。
老百姓口中的“壞人”與刑事犯罪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不一樣的。老百姓依據道德標準來評價一個人是否是“壞人”，而在刑事犯罪中，只有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這是根據我國的相關法律規定來進行判斷的。
顯而易見，道德與法律之間雖相互聯系，但也存在較大差別。審理刑事案件時，法官運用證據、分析事實、適用法律規范、得出法律評價等，這一系列訴訟活動對被告人、上訴人道德評價結論的適用、參考是比較有限的。可以將道德與法律大致做出如下界分∶
第一，二者的產生方式是不同的。道德風尚是在人類社會的各個時期都存在的行為標準，它受到了不同時期的政治、文化、經濟、地域、民族等意識的影響。例如，我國儒家思想對道德的影響是根深蒂固的，而不同的地域、民族對道德的標準或要求也不盡相同。摩梭族的走婚制只在特定地域內施行等等。相對應的，法律在國家（除香港、澳門、臺灣等）范圍內是統一的，是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制定的，具有強制性。
第二，違反二者的后果不同。道德是由生活習慣轉化而來的，法律是通過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由此，違反道德但尚未觸及刑事違法的行為，只能在道德上予以譴責，不能以刑罰處罰；而違反刑法的行為，一般應予以刑事處罰。
第三，二者適用的范圍不同。例如盜竊、詐騙行為無論在道德、法律范疇上都是被禁止的；而對于一般通奸行為，不是刑事犯罪行為，但卻違反道德要求；大義滅親往往是符合道德要求，但又是刑事違法的。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進行道德判斷與法律判斷往往會得出不同的結論。而只有法律是具有國家強制力且必須遵守的。因此，裁判案件的依據只能是證據，而非道德。換句話說，當我們認為一個人犯罪的時候，需要拿出相應的證據去證明，在此之前，不能主觀歸罪。
2、未經審判，不得認定有罪是明確的訴訟原則。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這里的依法判決是指生效的刑事判決書、裁定書等。反過來說，只有經過依法審判，才能認定某人有罪，其大致包含以下三方面內容∶
第一，刑事案件的定罪權由人民法院統一行使。對被告人確定有罪是國家審判權的組成部分，專屬于人民法院，只有人民法院才有權在法律上將被告人確定為罪犯。即使事實上表明被告人有罪，不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在法律上也就不應確定他是罪犯。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在立案偵查、審查起訴階段，根據查明的事實和證據，也有權對犯罪嫌疑人作出有罪的認定，但只是程序意義上的認定，而非裁判性質的法律定性。
第二，人民法院對被告人的定罪必須嚴格依照法律規范進行。人民法院享有定罪權，必須嚴格遵循罪刑法定、罪刑相適應等刑法原則，嚴格依照刑事訴訟法規定的程序，經過公開、公正的審理，充分聽取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意見，在查明事實的基礎上作出裁決。
第三，任何人在未經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確定其有罪之前，不得將其作為罪犯對待。該原則在刑事訴訟中的具體要求有兩個方面∶一是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責任由控訴方承擔，被告人不負有證明自己無罪的責任。被告人有反駁控訴，進行辯解的權利。二是疑罪從無。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人民檢察院對被告人提起公訴，人民法院對被告人的有罪判決，都必須建立在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排除合理懷疑的基礎上。
因此，未經人民法院有效的司法裁判，不得認定某人有罪也是刑事訴訟法一項基本原則，必須嚴格遵守。
3、法院的審理活動應建立在完整的訴訟程序的基礎上，保障實體認定正確。
在一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是否懂得正確維護自己合法權益呢?如果司法人員不能依法辦案，那么又是誰來監督呢
這就不得不提到我們經常會聽到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實體正義是指讓犯罪的人受到刑罰，而無罪的人不被定罪，做到罪刑相適應；而程序正義，是指過程的公正，是訴訟參與人對訴訟充分有效的參與，程序得到遵守，程序違法的時候能夠得到救濟。
法律不僅追求實體正義，更要追求程序正義，且程序正義優先。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法庭審理的程序分為開庭、法庭調查、法庭辯論、被告人最后陳述、評議和宣判5個階段。法庭審判過程中，人民法院采取開庭的方式，在公訴人、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參加下，聽取控辯雙方意見，從而依法確定被告人是否有罪、應否判刑等。
在這個過程中，律師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辯護，正體現著程序正義和人權保護。根據《刑事訴訟法》第32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辯護權以外，還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為辯護人。”法律賦予了律師辯護權，也是為了維護法律的尊嚴、權威以及嫌疑人的合法權益。刑事被告人及其辯護人針對被控告、被追究的犯罪，在法庭上從事實、證據、法律等諸方面發表意見、進行辯護，不僅維護了被告人的合法權益，還有利于案件得到公正合法的處理。
所以，在法院進行相關的審理活動過程中，律師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進行辯護，不僅能保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有的權利得到實現，也能起到保證程序公正的作用，從而推動法治建設。
4、律師為“壞人”辯護本身就是完整訴訟程序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譯者何遠曾在《律師為什么替“壞人”辨護》一書的導言中寫到∶“律師的辯護職責與職業倫理，對應的是他的體制角色，他不是單純地在為某個好人或者壞人辯護，而是通過自身的工作，經由每個個案，為完善司法程序、避免錯誤裁判而努力。”通過律師的辯護，可以使一個無罪的人重獲清白，可以使一個罪輕的人免受重罰，罪刑均衡。這便是一個律師價值的最直接體現。
從程序正義的層面來說，律師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案件程序的公正性。正如德肖維茨所說∶“即使我了解到有一天我為之辯護的委托人可能會再次出去殺人，我也不打算對幫助這些謀殺犯開脫罪責表示歉意，或感到內疚……我知道我會為受害者感到難過，但我不希望我會為自己的所作所為后悔，就像一個醫生治好一個病人，這個人后來殺了一個無辜的人是一樣的道理。”
至今，仍有很多網友覺得，像勞榮枝這樣的“女魔頭”，就不應該有辯護律師，并認為勞榮枝的辯護律師是為了錢和利益不顧一切。在刑事案件中，人們往往把律師看成是替“壞人”辯護的人，很多人認為律師為十惡不赦的罪犯辯護就是沒有良心。但通過上文論述，“壞人”只是道德的評判結論，而不是裁判案件的標準，在案件未經審判的情況下，也不能推定被告人有罪，如此，人民法院通過程序完整的審理活動，作出排除合理懷疑的司法認定或價值選擇，才是實體正義的最終體現。
在此過程中，律師為“壞人”辯護本身就是完整訴訟程序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它為法庭提供了兼聽則明的不同聲音，并與其他訴訟程序共同保障了法院司法裁判的結論是客觀、公正的。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前大法官喬治·薩瑟蘭曾經感慨道∶“沒有律師代理，被告人就算完全無辜，也有定罪之險，因為他不了解證據規則，無法判斷指控成立與否，也不懂得如何作無罪辯護。”換句話說，對“壞人”辯護權的保護以及對辯護律師的態度，不僅是對一個國家法治水平的考驗，更是對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