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成律師在“律師發展與法學教育”研討會上的發言

　　岳成律師：首先，我對參加今天研討會的領導表示衷心感謝！開一次會議如果沒有幾個領導坐在這里，這個會議好像缺點什么，因此對領導的到來，我很重視，也很費心思。所以說，對于今天各位領導能來參加，我表示感謝。第二，我對各法學院領導的到來也非常感謝！大家工作都很忙，領導一個法學院，有的是一把手都來了，對這次活動這么支持，我也很感謝。第三，對今天媒體的到來，我也表示非常感謝！誰都知道岳成律師事務所有今天，是媒體把我捧起來的。我們很重視和媒體的關系，從今天這么多媒體的到來，可以看到，岳成所和媒體有著良好的關系。今天是禮拜天，又下著雨，大家放棄休息來這里參加活動，進行報道，對此我深表感謝！
　　下面我先說一下，為什么我要設立獎教金獎學金。
　　2003年是我們建所10周年。在2002年初，我們就宣布，2003年要包三場音樂會，感謝北京的各路朋友對我們的支持和關懷。后來在籌備的過程中發現，搞這個活動真的很難，給誰幾張票，給誰前后排，請的人來與不來，可能到最后費力不討好還會花很多錢。岳運生就說，不如到大學設獎學金，這多好啊。那就設獎學金吧！我說要設獎學金就得高點兒，要不就不知道岳成所在大學設立了獎學金，那就選五所大學，北大、清華、人大、法大和對外經貿大。當時在各大學，還沒有律師事所設獎教金的，咱們就再設個獎教金，獎勵一個老師一萬元，獎勵一個學生一萬元，這個獎項肯定會引起重視的。這些都是心里話，一點兒都沒有掩飾。另外我說我是從黑龍江來的，岳成有今天，是黑龍江培養了我，黑龍江大學不能不設，得有黑龍江大學；黑龍江大學定下來之后，我說我是吉林大學法學院函授畢業的，吉林大學培養了我，我有今天，能把法律融會貫通，是吉林大學的老師教了我，那吉林大學也設吧。因為岳成是76年進縣城、86年進省城、96年進京城，6對我來說很幸運，咱們要設就設六個，那么去掉誰呢，對不起，去掉了對外經貿大。就這樣，當時拿出120萬元，在六所大學法學院設了獎教獎學金。這就是2003年獎教獎學金的來歷。
　　2004年，海倫一中80周年校慶，我回去參加校慶，人家讓我作為校友代表講話，我那些同學就說：我們都捐款了，你拿多少錢啊？我說拿多了沒有，拿少了拿不出手，就拿十萬元吧。這就是2004年在海倫一中，在我的母校設立了獎學獎教金。
　　干好事往往有慣性。04年捐了，05年咱們也捐吧。我們在上海有分所，那就在上海捐吧。選擇的是華東政法大學，這樣，05年又出資10萬，在華東政法大學知識產權學院設了獎教獎學金。
　　我們那時候就宣布，每年拿出10萬元在各大學法學院設獎教獎學金。因為我們在廣東也有分所，所以06年，就出資10萬元選擇了中山大學法學院設立獎教獎學金。
　　我記得最隆重的頒獎儀式是在我的母校吉林大學，當時吉林大學法學院全體領導都參加了頒獎儀式，那時候張文顯是校黨委書記，全程跟著。
　　最受冷落的就是中山大學，出來一位法學院團委副書記接待我，讓我頒了獎，并作了講座。回來覺得有點不是滋味，連個副院長都沒來，但又一想，干好事，干嘛要挑人家誰來誰不來的。
　　2007年，因為我們是協和醫科大學的法律顧問，又掙人家不少錢，于是打破了原先只在法學院設獎教獎學金的想法，就在協和醫科大學，也出資10萬元設立了獎教獎學金。
　　2008年，岳成所建所十五周年，當時我說：拿30萬，設5家，一家6萬，3年，不像過去10年。岳運生提議，30萬太少，怎么也得50萬，5家吧。在我們的小簡介、新年賀信上都寫，2008年建所15周年，我們拿50萬在5所大學設立獎教金、獎學金。當時只有中央財經大學是定下來的，其他的4個都沒定下來。今年2月份，我的父親―百歲了，生病住院，我去陪他，在大慶醫院，我陪了10天。沒事的時候我就琢磨著，人活100歲啊！還是應該多做一些善事！50萬還少，拿100萬呢？為什么這么猶豫呢？就是因為我買了現在這個2200平米的辦公用房，去年是800多萬的貸款，到現在還有600來萬的貸款沒還呢。不是說我們錢很多，要錢很多，我也就不猶豫了，拿1000萬也可以。一個律師事務所掙錢也是很不易的。最終決定，拿100萬，在10所大學設立獎教金獎學金，這樣也有轟動效應。我很注重宣傳，這一點我從來不諱言，真的實話實說。岳成所，從93年開所一直到現在，沒有搞過什么活動，我知道搞一次活動很不易。領導請來請不來啊，你來他不來啊，來到這里，挑這個理啊，挑那個理啊，所以從來不搞活動。10所大學定下來后，我當時就想，律師發展與法學教育，這是一個很好的主題。就這樣舉辦了這次研討會。
　　考慮在哪兒開的時候，我說在哪兒開也不如在我們自己的所，地方雖然擠點，但總是岳成律師事務所自己花錢買的辦公室。大家都能來，我真的是萬分感激！
　　這就是我想說的我捐資100萬，在10所大學法學院同時設立獎教獎學金、
　　開這次研討會的整個過程。
　　真的，我很感激北京。我是76年進縣城，86年進省城，96年進京城。1995年，我被評為首屆全國十佳律師，96年就來了京城。當時應該是黑龍江岳成律師事務所北京分所，但我想把總所辦到北京，北京市司法局特批了北京岳成律師事務所，黑龍江變成了分所。就這一點，我永遠感激著北京市司法局，也感激著司法部。正因為是北京岳成律師事務所，才有今天。
　　那么來到北京怎么發展？搞其他的不可以，傍領導，傍法官，這都太危險，只有宣傳才是最合法也是最有效的。實踐證明了這一點。我們宣傳其實很簡單，就是在法制日報、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北京青年報這四家報紙，從97年下半年到99年上半年，一共兩年，每周一期的欄頭，這是我們花錢的，當時每期是800到1000元。其余所有在電視臺或者是報紙上報道的文章，沒花―分錢。就這樣，98年北京市司法局律管處委托零點調查公司調查北京律師形象時的結果顯示，律師事務所我們是第三名，而律師個人知名度我是最高的。開始我來北京的時候，有人說，岳律師啊，這么大歲數來北京，這不是黑龍江啊。我說，兒子在北京，干好了就在北京，不行我就回我們黑龍江。就這樣一點一點的發展起來。我真的很感激，感激著媒體，感激著我的北京同行。雖然他們對我的宣傳有意見、表示不理解。當時劉桂明是《中國律師》雜志的總編輯，我跟他說，我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宣傳律師就是宣傳法制》。第一個標題就是律師興，國家興，江平教授這么講。第二個標題是，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第三個標題是，宣傳律師和律師宣傳。這篇文章被刊登在《中國律師》雜志上。北京律師中雖然個別的對我的宣傳表示不滿意，有的時候到了憤怒的程度，但現在大家對宣傳都認同了。其實律師是要宣傳的，酒好還怕巷子深吶，律師不宣傳怎么可以。岳成所沒有回扣，沒有介紹費，打官司誰來請不給找關系走后門。這是我們公開說的。就這三不，我們走掉了多少案子！
　　在任何場合我都說：我來到北京，如履薄冰，戰戰兢兢，生怕出現一點問題。我時刻告誡我自己，一生要記住兩點：一是感恩，感恩之心常存，用感激的眼光看待一切，世界都是美好的；二是敬畏，一定要心存敬畏，一個人一生要有點怕頭，當一個人什么都不怕時，用我家鄉話來說，就離粘包不遠了。我們要記住那句警世名言：‘上帝想讓誰滅亡，首先讓他瘋狂’。我怕我自己也瘋狂，求人寫了條幅，‘心存敬畏，嚴格自律’，掛在辦公室，以自省。真的，我深深理解，平安是福。因為我看到了很多人的失敗，很多人從高處跌下來的那種狀況。
　　那么岳成這樣說，到底怎么自律？自律到什么程度？我簡單舉幾個例子。第一個，2001年的時候，我們請稅務師事務所對我們來京5、6年的帳全面進行一下審計。當時會計師就問我怎么查，我就說像稅務稽查那么查，像整人那么查，你要寫審計報告。因為剛來北京辦所的頭幾年，會計出納經常換，我們所的會計出納全部都是招聘的，到現在都是。后來查出來，因為更換會計，在交接過程中漏繳了三、四萬元的稅款，我們主動補繳了。當時我還寫了報告給稅務。
　　今年年初，我們再次對02至07年的稅務情況進行自查，正好我們有個律師是注冊會計師，他是從國資委過來的，由他負責自查。自查發現，05、06、07三年，我們少繳了32.5萬元的稅。為什么少繳了呢？按照北京市的規定，律師事務所合伙人的個人所得稅率，100萬以內是5%，100萬-300萬是6%。，300萬以上部分是7%……我們所從06年開始，就請了專職會計，3、4個月后，會計對我說，我們所05年的合伙人個人所得稅多上了10多萬，她跟稅務溝通了，06年沖回來，我還獎勵了她5000元。這32.5萬元，是由于會計按照季度計算繳納合伙人個人所得稅，而沒有按年度計算，因此少繳了。
　　當時很多人說，第一，稅務不一定來稽查；第二，查也不一定發現；第三，這樣繳稅，稅務是同意的。我說，這就考驗著我們的誠信，考驗著我們的自律，也考驗著我們的敬畏。32.5萬對于律師事務所也不少，30萬還可以在3所大學設獎教獎學金呢。但我覺得，該上的稅一分不可少上。我們馬上就補繳了，這就是我的自律。
　　另外，2001年的時候，有個律師事務所跟我們說，一個機關有個一億多元的糾紛，是原告，已經開始招標律師代理打官司了。這個律師事務所和那個機關的領導很熟，說我們所很有名，希望由我們出面投標，他們在下面做工作。關于代理費，我說一家一半，也沒有更多考慮。就一輪又一輪這樣競標。當時我所報價：我親自出庭，先交50萬元，勝訴后再按3%收取代理費。最后我所中標，委托代理合同都已擬好，第二天簽訂合同。這時我最擔心的是那家律師事務所得了一半的代理費，如果給機關的領導拿一些，就怕他牽扯到我。我們在全所開了一個會議，研究這個現象有沒有問題，很多人說，能有什么事情，那和咱們沒關系。我說，不可以。就這樣，本案可以獲取300多萬元代理費，一家一半還100多萬呢，我們最終放棄了，沒有代理。
　　還有一個例子。我們有個律師，她姐姐單位有個案子，請個教授代理費是20萬，她姐姐是那個單位管法務的，這個律師對我說，主任你要幫我出庭，這個案子我就能拿過來，我可以買臺車。幫忙沒問題，我可以出庭。第二天，人家拿20萬元的支票來委托，但是要開32萬的發票，那12萬元做單位小金庫。我當時就說這不可以。這個案子也沒有代理。
　　2005年，山西一家單位，在最高法院有一個再審案子，當時跟我談，要我跟辦案人說情。我說不可以。最后他們說，只要你親自代理，不說情我們也可以委托。當時按照我所收費標準這個案子是40多萬元代理費，他們說，就給你們40萬，但要開60萬元的發票，因為他們說在京的一些費用不好處理，我說，收多少代理費就開多少發票，多開不可以，于是這個案子也沒有委托我們。
　　就這幾個例子，說明了我們真的是嚴格自律，真的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真的不是口頭上宣傳的東西，說一樣做一樣。這就是我要和大家、和領導、和在座的老師們、和媒體要公開說的話。
　　我為什么要這樣做呢？因為我有4個孩子，這是大兒子岳運生。大女兒在哈爾濱所，二女兒在上海所，還有個小兒子要去美國紐約那個所。因為76年進縣城、86年進省城、96年進京城，2006年怎么辦？咱們到美國辦個所吧。其實這個所是設在人家美國律師事務所里的，我們沒有寫分所，寫的是美國紐約代表處。說明我們真的很注重宣傳的分寸，生怕人家挑出來一點說是虛假宣傳。現在的愿望是將來在美國分所買下自己的辦公室。我們已經在三亞買了辦公室，在紐約也要買辦公室，這就是我的愿望，美國代表處能自給自足就可以了。
　　這就是我們所來到北京走的路，所以一再強調感恩、敬畏、自律。
　　我第一次在中國政法大學頒獎，是在2003年末，正好也是政法大學法學院的老師年終總結。當時讓我講幾句，在場的有法學院全體老師，還有政法大學兩個副校長。我說，我一進大學，就肅然起敬，見到教授，我就崇拜的五體投地。很多教授寫的文章我都看不懂，很多名詞我都沒聽說過。我真的知道自己很膚淺，這一點我自己在很多公開場合都說過。就像我剛來北京不久，有一次在吃飯的時候，濮存昕問我：岳律師，我知道北京律師要么是海歸派，要么是學院派，你是什么派？我說：
　　真的很遺憾，我既不是海歸派，也不是學院派。我是從農村一步一步的走到了今天。
　　去年，有人介紹一個案子，上海的一個老板有一場官司，要拿一億元請我，當時對我說：岳律師啊，我這案子上海很多律師都論證了，我絕對是有理的，但是沒人是打不成的。你干到今天，絕對是通天啊。我就說：那你一定有靠山。我說：本人也真的沒靠山，你要硬說我有靠山，那本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中國就是我的靠山；本人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我黨的總書記就是我的靠山。但是你得干好事，那才是靠山。干壞事是不允許的。所以我們才有今天。剛才我說了，我之所以嚴格自律，戰戰兢兢，我是要給我的孩子做個榜樣。這就是我的想法。
　　我很愿意參加活動。律師只有參加活動才能和人廣泛交流。律師要是個社會活動家。但是法官像律師這么活躍的話，就不好了。法官應該高高在上，脫離群眾，他是法律、正義的象征。律師不行啊，律師要脫離大家的話，你就沒案子了。記得有一次，人民日報的記者給我打電話，讓我參加一次晚宴。第二天，同桌吃飯的一個教授，給我們介紹了一個案子，收了幾十萬元代理費。過了一個來月，這個教授打電話來說：我們給別的律師介紹案子，都是20%、30%的介紹費，你們岳成所給多少啊？我說真的沒有啊。他說，我們跟有的律所都簽了合同，介紹案子給介紹費。我說真的沒有。他說，那我找北京市司法局的領導跟你說。我說，不用司法局領導，北京市律管處、北京市律協哪個領導給我打個電話，這幾十萬元我留了稅款后，一分錢不少都給你。這回我可解放了，我何必為了案源這么發愁啊。后來始終也沒有領導打電話。真的，我們就是這樣做的。我說這番話，無非是警告著自己不可胡來，只有不胡來才能走的長遠。什么是我們的靠山？我跟很多企業家說過，法律就是我們的靠山。這比什么都重要。
　　我1980年開始從事律師工作，還是半路出家，先當律師，后學法，這是中國特色，在我身上體現很多中國特色。那么岳成的業務能怎么樣？在這里我也給領導們舉幾個例子。我60歲了，你們說我吹牛也好，反正我就舉證了。
　　1999年，我給法輪功骨干分子李昌辯護，當時法輪功，除了李洪志就是李昌。這個案子有4個被告。當時李昌有個同事過來請我為李昌辯護，我說我得向北京市司法局匯報一下，這個案子我不敢輕易做主。岳運生親自到了北京市司法局，律管處的處長說，這個案子你爸代理真的很好。總得有人代理，你爸是老律師，還能把握住。這樣我就代理了。代理費當時我是不低于10萬元，現在是不低于100萬。人家來委托了，我說我就收你兩萬元。李昌的老伴問不是不低于10萬元嗎？我說也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就收兩萬元吧。她說，我們老李家攤事兒了，能夠把岳成律師請出來，是給老親少友看的。
　　當時這個庭開的真的很好，我們也很努力，集全所的力量來準備，包括律管處處長小崔也被請到所里看辯護詞。開庭頭一天晚上，我還和最高法院的同學說，我的辯護詞都能背下來了，明天開庭我就站著背吧。他說，背什么呢，念好就不錯了，還顯示什么呢！第二天我真的就是念的。庭審中，控方有證人出庭作證。證人是黑龍江的農民，名字叫姜正恩，是他妻子練法輪功，有病不到醫院治病而死亡。公訴人詢問證人后，經審判長允許由我向證人發問。我說：證人姜正恩，我是被告李昌的辯護人，經審判長允許向你直接發問，請你如實回答我的問題。首先，我對你在今天法庭上的證詞沒有異議，并對你妻子不幸去世，表示同情和慰問！我問的第一個問題是：你妻子通過誰練的法輪功？證人回答是他大姨子，也就是妻子的姐姐介紹，練的法輪功。我問的第二個問題是：你妻子生前和你說沒說過，或者你知不知道，法輪功組織里有一個叫李昌的？證人看著我，不回答。我第二遍又問：你到底知不知道，法輪功組織里有一個叫李昌的？證人還是不回答。我第三遍向證人發問：證人，在今天的法庭上，你一定要實事求是回答問題。我最后問你，你妻子生前和你說沒說過或你知不知道，法輪功組織里有一個叫李昌的？證人還是不回答我的問題。我轉向審判長說：審判長，證人不能回答我的問題。我問話的目的非常明確，證人妻子的死亡與被告李昌毫無關系，被告李昌對證人妻子的死亡不負有任何責任。起訴書指控被告李昌應對1200多人因練法輪功有病不治身亡負有刑事責任，這個指控是不能成立的。我的問話完了，謝謝審判長。這一段問話真的很精彩。在休庭合議的時候，公訴人那邊是方工，當時是北京一分檢副檢察長，帶著他們公訴的六七位檢察官，過來向我表示祝賀，過去我和這些人都沒有見過面。正在說的時候，又一位過來說：岳律師，祝賀你，這庭開得很成功。當時我都不認識，這時候方檢察長說：這是馬院長。我就知道這次庭開得真的不錯，能征服了公訴人、征服了法官，過來表示祝賀。當庭宣判18年。晚上李昌的老伴也打電話表示感謝。我們在回訪李昌的時候，李昌也非常滿意。第二年北京市獎勵我為反法輪功先進工作者。02年，北京市司法局獎勵我刑事辯護突出貢獻獎。
　　有一次我去看周書記，他說，這庭出的很好，我說你怎么知道。他說，那段時間我和北京的領導在一起，談到法輪功就談到了你。我沒想到你業務還這么好。我說，你以為我是浪得虛名啊。我說這番話的意思，不是夸耀自己。一個律師就像一個大夫，他不能瞎忽悠，他必須搞好自身業務才能有所發展。我想說明的無非是這個道理。
　　1998年，政法大學請我去做一次講座，題目是最優秀的律師應該具備哪些條件。當時我剛來北京不久，到各大法學院做講座，真的是受寵若驚。講座中我說到：最優秀的律師無一不是道德的典范。我剛說完這句話，有個女大學生站起來問我：岳律師，你是全國十佳律師，你是最優秀的律師，你能不能在你身上舉一兩個例子說明最優秀的律師無一不是道德的典范。將了我一軍。我說：話好說，例子難舉。我66年高中畢業，趕上文化大革命；68年離校，人家上山下鄉，我家是農村的，我就回鄉；69年結婚，當時我是農村中學的代課教師，我的妻子是小學文化，農民；當我76年進縣城時，我已經是一個正式的國家干部，她依然是小學文化，沒工作，跟我來到了縣城；當我86年進省城時，我已經是一個合格的律師，她依然是小學文化，沒工作，隨我來到了省城；
　　現在不是流行一句話，‘男人有錢就學壞’嘛，我不是什么大款，但是換老婆的錢足夠了，
　　但糟糠之妻不可棄。就這個例子，能不能說明一個最優秀的律師無一不是道德的典范？說完之后，贏得了熱烈的掌聲。今天我兒子就在場，我不敢說假話。
　　這就是我，這就是我走過的路。今天開這次研討會我還是戰戰兢兢。我在這里鄭重承諾：今后岳成所每年都拿出10萬元在各大學法學院設立獎教獎學金。五年后，在我們慶祝建所20周年時我最少再拿出100萬元設立獎教獎學金。需要說明的是，雖然以岳成所的名義捐款，但并不是合伙人的錢。錢是我個人的，而且是稅后。
　　各位領導和在座的所有人，你們來到這里，我真的再次表示感謝！感謝領導的參加，感謝各大學法學院領導的參加，感謝媒體的參加，謝謝大家！